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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馆藏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轴)是一幅以描述元世祖忽必烈游猎活动为主题的蒙元宫廷画，颇为，一直备受蒙元史及美术史学者关注。然而关于这幅图像的历史流传过程，目前却很少有人探讨。本文从书画流传史的角度对《元世祖出猎图》了一番考证，通过将文献与图像相结合， 指出钱宰《临安诗集·题藩王出猎图》、顾复《平生壮观·元裕宗御容》及纳兰揆叙撰《益戒堂诗后集·题元世祖岀猎图》所涉内容皆指今本《元世祖出猎图》，这为今后研究美术史及蒙元游猎制度奠定文献学基础。8年广东德庆东汉墓陶船的出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围绕陶船的类型和技术特征进行了研究。年出版的《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发表了附带船舵的完整陶船图片，使得细致探讨其船型特征和技术细节成为可能。德庆陶船上层建筑采用三岛式结构，设计合理，匀称美观，宫殿式的桥楼设计则反映了陶船的功能与等级；陶船轴转舵是船舶大型化和较高操纵性的体现；甲板、大和两端上翘的圆弧形船底结构则说明船舶有一定的结构强度和快速性。德庆陶船上层建筑、船舶属具、主船体结构等的特征，表明东汉时期岭南船舶在灵活性、稳性、抗沉性、快速性和强度上都有所加强，由此可以推进了学术界对东汉岭南造船水平的认识。殷人用龟与用骨，多将卜辞契刻在正面，因此在甲骨学研究领域，对正面卜辞的研究历来都是放在首要地位的。而甲骨背面多施以钻凿，又有刮磨的痕迹，背面卜辞或多为前辞、占辞、验辞，或残泐不清，所以常常被忽视。事实上，这些在正面看不到的前辞、占辞、验辞等，往往可以大量重要的信息，如占卜的时间、贞人、事件的发生过程与结果以及其它相关因素。这些重要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辞意，把握整版卜辞之间的关系，进而系联相关的同文、成套卜辞并合理地类比、排谱等。本文在整理卜骨背面材料的过程中，特别留意背面卜辞反映的相关信息，并利用正面与背面卜辞的残字以及正面与背面卜辞对比等信息，缀合卜骨六组，同时利用这六组缀合，说明背面卜辞对正面卜辞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希望引起学界对背面卜辞的重视。12年春季，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对陕西彬县境内先秦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本文对此次调查的13处商周时期遗址进行介绍。初步分析来看，调查所见遗存的年代主要为"先周"和西周时期，位于彬县泾河沿岸商周时期遗存与黑河以北、红岩河流域所见遗存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红岩河流域所见红褐陶器区域特征较为独特，这种差异可能代表了区域文化和人群构成等方面的不同。此次调查对泾河流域商周时期文化分布、区域文化特征，先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深入理解，"古豳地"文化格局演进等方面的认识，都了重要的实物。近代以来，随着地位迅速下降，西方人的"观"也日益趋向负面，并在19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达到极点。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在对进行近距离观察的同时，拍摄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西方人不但延续了19世纪下半叶以猎奇为特征的"观"，并且在" "论的影响下更加蔑视乃至仇视这个国度。《历史文物》29年2期刊载的梁云先生《秦戈铭文考释》一文，公布了加拿大苏氏所藏的一件具铭秦戈，并对戈铭内容进行了探讨。本文是对此戈铭文的补充讨论，认为戈上所刻置用地名应当改释为"沙羡"。汉画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表现"吐火"形象的汉代画像在中岳汉三阕启母阙上，及南阳、成都、山东等地的汉墓都有所发现，本文通过对汉画像中"吐火"图案的深入解读，进一步理清吐火术与幻术、汉代百戏的关系，并论述了"吐火"表演在汉代中外关系中的作用等。西夏瓷器在瓷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独有的扁壶、经瓶和黑釉剔刻花装饰具有弥久的魅力，通过近4年的考古发现和不断研究，人们对西夏民用瓷器有了较深的认识，但是皇室用瓷的面貌尚不清晰，西夏皇室使用什么样的瓷器?西夏一朝有没有窑?一直没有找到。9年我们考察了贺兰山贵房子窑，根据窑址实况和采集的标本分析研究，认为该窑就是寻觅已久的西夏方窑场。唐末新建的成都罗城，对成都城市格局的 终形成，具有承前启后的方向性意义。本文在梳理历年成都罗城城垣考古发现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记载，重点论证了罗城城垣的基础营建、夯土选取、墙体包砖等几个基本问题，并对罗城建设尚存的疑点进行了分析研究。基于内外部原因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成都唐末罗城法讲究，先宽平的基槽，用土夹卵石夯筑至地表。此法源自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城垣夯筑技术；夯土选自平原纯净"生土"，并施以密集夯筑。墙体基础外有砖石所散水，城垣内外两侧均以砖包，启成都城垣砖墙之始。成都罗城城垣整体内外包砖，异于同时期其他城池，但城垣包砖的来源、建造工期尚未有合理解释。羊马城应是环绕罗城四周而建的事防御设施，同时对考古发现羊马城的可能性了探讨。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对近代中日两国而言都是转折性的历史事件。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几乎是举国动员才获得了 终的胜利。为了限度地煽动国内的侵华舆论，日本尤其重视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并借用了摄影术这种新式宣传手段。为此，先后有一大批来自方及民间的摄影师得以奔赴战场进行战地报道，他们所拍摄的照片被整理成各类"写真帖"。这些时效性很高的照片不但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激烈的战况，宣扬了日的赫赫"战绩"，更在某种程度上激了日本国内的战争狂热。作为方的摄影机构，日本陆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写真班拍摄的《日清战争写真帖》无疑 代表性。而透过该写真帖中的照片，不难看出日本日益膨胀的侵华野心，以及试图刻意美化侵略、掩盖其战争罪行的险恶用心。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印章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学等辅助性质的职。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印章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父亲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征集到一批金代雕砖，雕砖内容有门吏、乐伎、孝子故事、花卉、动物、力士等。其中孝子故事砖上有包括孝行排行、孝子姓名等内容的榜题，还有两块花枝童子雕砖。根据文献记载，花枝童子图像应定名为化生图。
